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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传 戮力前行——民盟精神与中国文化
发布日期:2017年06月30日  来源:《群言》杂志 2017年第2期马驰 夏明宇 商志刚

编者按:民盟自成立以来涌现出诸多为中国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文化巨擘。他们秉承着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时代责任,立足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相融通,将个人荣辱与民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为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奋斗一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近期,由民盟中央、民盟上海市委、上海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的“民盟精神与中国文化”论坛在沪举行,与会专家学者从民盟先贤事迹及对当下的启示、民盟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等不同角度进行深入探讨,现将部分文章编发如下。

 

胡愈之与《东方杂志》

 

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马  驰

 

《东方杂志》是民国时期出刊期数最多、刊期最久的综合性杂志,也是商务印书馆最重要的期刊之一。胡愈之不仅是民盟的杰出领导人,也是中国近代以来出版界的代表性人物。1932年秋,随着商务印书馆复业,总经理王云五邀请胡愈之主编《东方杂志》。虽然胡愈之接手《东方杂志》时间短暂,但这份近代中国最早和最有影响的综合性、政论性杂志,在胡愈之主持下面貌一新,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

 

宣传抗日  救亡图存

 

爱国是胡愈之一生的立场与追求,鼓动抗日救亡是1930年代胡愈之思想脉络的主流。在主持《东方杂志》工作后,胡愈之对刊物的内容和形式都作了较大改动。他在19321016日复刊号的卷首语《本刊的新生》中写道:“以文字作分析现实指导现实的工具,以文字作民族斗争社会斗争的利器,我们将以此求本刊的新生,更以此求中国知识者的新生。我们不敢相信一定可以达到我们的标的,但是能做到几分,我们就做几分。”自此,《东方杂志》秉承着这个宗旨,大力宣传抗日和揭露帝国主义本质。胡愈之始终不忘对自由主义的追求,积极从事民族主义和国家意识的宣传,努力强化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和忠诚感。《东方杂志》成为知识分子自由表达观点的地方。

在抗日战争时期,胡愈之曾多次呼吁,应该加强对外宣传工作。从他接手《东方杂志》起,该刊就致力于爱国救亡的宣传,强调要对读者进行救亡教育。1932年,杂志就呼吁应武装抗日,对待日本发动的武装侵略,“非发动全国的力量去抵抗不可”。对国民党当局的妥协退让政策和对外寄希望于国联的干涉、对内压制抗日运动的做法,胡愈之持批评态度。“九一八”事变后,他撰文写道:“一九三三年的新年,正和一九三二年的新年相同,是在火光和血腥中消磨了。”“一•二八”事变后,他又迅速撰文指出:“‘一•二八’事变,中国民族虽然没有得到绝对的胜利,但是因了十九路军及上海民众的奋力斗争,至少已表示民族解放斗争的开始。帝国主义从此更不敢轻视中国民众的力量。”在胡愈之主持下,团结御侮、复兴民族成为《东方杂志》在抗日战争期间压倒一切的主题。刊物曾发表过大量学者名流的文章,宣传全民抗战,并积极研究和探索抵抗日本侵略的战略战术,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一时期的《东方杂志》始终贯穿着一条爱国主义的主线,其所刊发的文章洋溢着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饱含着几代中华学人的拳拳爱国之心。

 

关注时政  抨击时弊

 

在鼓动抗日宣传的同时,抨击时弊是胡愈之在这一时期所从事的又一重要活动。为了庆祝1933年元旦的到来,也为了提振国人在东北沦陷后的信心,同时扩大《东方杂志》的影响力、增加发行量,胡愈之策划和实施了《新年的梦想》征文活动。征文如期在1933年元旦出版的《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上刊出,作者有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郁达夫、老舍、叶圣陶、邹韬奋、茅盾、丰子恺等142位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在这142个“梦想”中有对大同世界的向往,如柳亚子就梦想未来中国是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的大同世界;有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景,提出改造中国的想法,预言中国革命的胜利,如周谷城梦想中的中国,每个家庭都有“抽水马桶”,虽然比喻有点奇特,但其实是很实际的关乎生活点滴的美好愿望,寓意人人机会均等,生活富足美好;还有对于现实的无望和无感,巴金就遗憾地表示在现在这种环境里,任何梦想都是虚幻的、自欺欺人的,他没有梦,也不敢做梦,要做也不是什么好梦,隐晦地将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统治比喻为“漫长的冬夜”,在白色恐怖下,看不到希望,只有冷酷、镇压和暴力,民不聊生,这些只能让他做噩梦。在那国危世乱、社稷飘零的日子里,国内各界人士共同写梦,耐人寻味。他们畅所欲言,或表达新年感言、个人理想,或预见国家前途、社会走向,或干脆不敢做梦、拒绝做梦。尽管这些“梦”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多数人都说出了心中的一些希望和不满,一度活跃了中国的政治思想气氛。

面对投稿大多来自知识阶层,胡愈之已经感受到了一种悲哀。他在该期读后感中写道:“自然知识分子是比政治家、军人、资本家那些实际活动家更富于憧憬与幻想。社会的环境特许他们很享受‘梦的生活’,而且能把他们‘梦的生活’发表出来。可是此外,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工人及商店职员,应该不至于没有梦。可是现实对他们的压迫太大了,整天的体力的疲劳,使他们只能有梦魇,而不能有梦想。即便有一些梦想,他们也决没有用文字描写的能力和闲暇,这实在可以算是最大的国耻了。”鲁迅是清醒的,他已感到这种“说梦”的危险后果了,在他看到《东方杂志》刚出版的“新年征梦”特刊后,便撰写了《听说梦》杂文在《申报》上发表。鲁迅在文中清醒地指出:“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所谓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话之真,我高兴的翻了一下,知道记者先生却大大的失败了。”

然而,这一在举国沉闷时期让人活跃思想、说出心中之梦的“征梦行动”,因发表了许多不满国民政府的内容,当局向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施以高压,王云五从生意出发要胡愈之停刊《新年的梦想》,但胡不愿放弃,最后双方取消了编务合同。到1933316日《东方杂志》出版的第30卷第4号为止,胡愈之一共主编了九期,前后只有五个月时间。他因《新年的梦想》批评政府而离开《东方杂志》,但却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对光明的向往。在那万马齐喑的岁月,《新年的梦想》所刊大量文章不仅直接批评了现实的黑暗,暴露了国民党政府的丑陋,而且“做梦”本身也触犯了统治者的禁忌。商务印书馆经历了近代以来的风雨,深知其中利害。胡愈之因“梦想”离开了《东方杂志》。

 

传播新知  革故思变

 

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还是传播新知的重要载体。杂志曾先后刊登了不少富有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介绍国外名著与思潮的文章,如《辛亥革命史》《戊戌政变记》《世界贸易与市场之争夺》《元史考证》《美国资本主义的展望》《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神髓》等,商务印书馆先后辑成《东方文库》和《东方文库续篇》出版,一度成为备受读者青睐的畅销书。

19281月,胡愈之迫于国内的白色恐怖,流亡法国,进入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并系统地钻研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其思想逐渐由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当时他已经兼任《东方杂志》驻法国巴黎特约通讯员,一直为《东方杂志》撰写欧洲通讯。他很想回国时途经苏联,看看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胡愈之于1930年经过德国、波兰到了苏联。在苏联的七天内,他参观了工人住宅区、医院、图书馆、纺织工厂、汽车制造厂等,还拜谒了列宁墓。回国后发表了长篇通讯《莫斯科印象记》,轰动了知识界,一年之内重印了五次。鲁迅曾说,这一年内,他遇到了两部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一是《苏联见闻录》。费孝通也提及:“愈老在30年代初期所写的《莫斯科印象记》开拓了一代人的视野,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播下了向往社会主义的种子。”

这一时期的《东方杂志》为了能够提高读者的参与度和杂志的知名度,进行了很多办刊上的尝试,如在甄选稿件、策划选题时,编者们匠心独运、精心策划,使杂志更多走向普通大众,从而进一步提高杂志的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力图将《东方杂志》打造成为受国人瞩目的大众读物。

 

海纳百川  兼容并包

 

在胡愈之的影响下,《东方杂志》拥有稳定而广泛的作者队伍,基本上包罗了当时中国各个领域的精英人物,也与当时无数青年学子建立起良师益友式的关系,这令许多今日还健在的老人念念不忘,深怀感激之情。19343月,青年学子于卓怀着碰运气的心理将一篇译作《苏联儿童之家及婚姻登记所》邮寄到《东方杂志》编辑部。有一天,他突然接到编辑部寄来的挂号信,里面是稿件录用通知,还有一张汇款单,这令于卓非常惊讶。《东方杂志》海纳百川,敢于采用新人的稿件,不以名气为限制,只关注稿件本身的优劣。这也是它能够汇集众多优秀作者、为读者提供广泛的百科全书式阅读的原因所在。

胡愈之担任主编期间,非常重视与国内外作者的沟通。在193210月的复刊号中,杂志向国内外作者发出诚挚邀请,明确表示对作者来稿的热切期盼。“现在中国知识和物质同样地感到饥荒,所以我们盼望作家的赐稿,和在沙漠中找寻清泉一样地殷切。”将作者的来稿比作沙漠中的清泉,足见《东方杂志》编者诚恳盼望作家投稿的愿望。通过编者的努力,《东方杂志》聚集了一大批知名的优秀学者和作家。

此外,《东方杂志》也非常重视编者与作者、读者的关系,并设有《编者、作者与读者》栏目,选发读者、作者的来信及编者的回复,形成了该刊的一大亮点。如《东方杂志》第29卷7号上曾刊关于《译名的讨论》的信件往来:一位叫张季同的读者来信说:“亦英先生文中两次把‘思惟’写成‘思唯’,更不知何故。惟字从心,本宜为思,何烦改之?此文中又忽而写‘逻辑’,忽而又写‘论理’,亦怪哉!”主编胡愈之回信说:“来信指出‘思惟’误作‘思唯’,这是校对不留神的毛病,我们的编辑部应负责任。此外我让两位作者自己来答复。”作者江公怀和亦英先生均去信为读者张季同的疑惑作出详细的解释。《编者、作者与读者》栏目从设立以来,编、作、读三者在《东方杂志》上交流互动、思想活跃,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东方杂志》在机遇与挑战面前,能够抓住机遇、不畏挑战,始终坚持包容大气、多元开放的办刊风格与理念,适时革新办刊策略,走出了一条迅速发展的康庄大道,也积累了丰富的办刊经验。在《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中,所刊载的内容包罗万象,充分体现了当时的新闻传媒和知识分子阶层对于时局的感知、理解、判断与选择。有学者对《东方杂志》的办刊风格及基本特点作了高度概括:宽容敏锐——密切关注新情况新问题,开放平台积极设置议题;理智客观——在社会浪潮面前清醒审慎,以事实为依据不盲从;负责坚毅——以民族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为重,在阴霾中果敢出击,在困境中奋进坚持;创新思变——适时推陈出新,以期优化传播效果的实现。

 

词学大师唐圭璋的文化使命

 

上海大学助理研究员  夏明宇

 

在民盟的历史上,许多盟员依凭渊深广博的文化功底,自觉承袭并戮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用一己之力,树立起一座座不朽的文化丰碑。词学界的一代宗师唐圭璋就是这样一位盟员,在平凡而又卓越的人生中,他始终将抢救、保护、传承古典词学作为毕生的文化使命,生动地诠释了民盟精神的内涵。

 

身世境遇与《梦桐词》创作

 

唐圭璋出生于南京秦淮区的一个普通人家,其父是私塾先生,他自幼随父亲学习古诗文,耳濡目染了淡泊自守、安贫乐道的士人节操。或许因为秦淮河特有的风雅文化的浸润,让年少的他对古典诗词产生了浓厚兴趣。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年幼的唐圭璋便失去了父母,开始依靠舅父接济过活,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时代灾厄与不幸身世使得唐圭璋将更多的精力转向了对深沉厚重的古典文化的学习。唐圭璋又是幸运的,在小学、中师、大学里,他幸运地遇到了陈荣之、仇采、吴梅等恩师,在他们的帮助下,唐圭璋这个失去家园的落魄少年慢慢走进了词学的王国。1922年,在梁启超的推荐下,唐圭璋考入东南大学国文系,在此遇到了其终身追随的词曲大师吴梅。吴梅“本分书生”的做人原则、“心如镜”的治学态度、吹箫吟诗的教学方法,及其创办的潜社、如社等词曲社团,对唐圭璋影响深远。唐圭璋的另一份幸运是他在读大学期间与南京的大家闺秀尹孝曾完婚,结缡十三载,感情弥深。抗日战争爆发之际,尹孝曾不幸去世,唐圭璋只得将三个年幼的女儿托付岳祖母照顾,自己则作为教员随中央军校西迁成都,后又转至重庆中央大学任教职。国破家亡之惨痛经历让词人将满腔的幽恨寄托于古典诗词的教学研究与创作之中,并从中找寻到心灵的安慰。

在漂泊西南的八年里,唐圭璋对家人的思念绵绵无绝期,他只得将苦闷写入词集《南云小稿》,词人晚年刊行的《梦桐词》,辑录各体词作133首,其中61首写于抗战期间,记述了特定时空下词人的身世之感与家国之慨。他在《菩萨蛮》中睹物伤情,忆念家园与女儿,“年年只见江南月,今宵却见江南雪。火冷已三更,开门四野明。无家空有泪,谙尽天涯味。万里一灯前,娇儿眠未眠”。在《行香子•匡山旅舍》中,词人的忧愤更其激烈:“狂虏纵横。八表同惊。惨离怀、甚饮芳醽。忍抛稚子,千里飘零。对一江风,一轮月,一天星。乡关何在,空有魂萦。宿荒村,梦也难成。问谁相伴,直到天明。但幽阶雨,孤衾泪,薄帷灯。”凝重的笔墨记述了在“狂虏纵横”的时局里丧失家园的知识分子“梦也难成”的悲愤。此间词人创作的羁旅行役之词,主题多为故国家山之思与相思别离之情,如《浣溪沙》抒发对亡妻的悼念之思,亦是将一己之伤怀与国事之惆怅结合在一起:“两载匆匆滞蜀西,高阳人散负文期。漫开珠箔望云涯。伴我孤灯垂泪日,泥他翠袖促眠时。沉思往事夜何其。”在困守西南的艰难时光里,记忆中亡妻的温存给词人带来了一丝温暖。《梦桐词》既有苍凉感慨的家国情怀,同样也真实刻录了词人的“儿女情长”。

清人周济谓“诗有史,词亦有史”。唐圭璋在《梦桐词》创作过程中,常常通过词题或小序记述动荡时局中词人的现实处境与切身体验,在词中存留了一段珍贵的史实,足可追配杜甫之“诗史”。从杜甫到唐圭璋,千百年来,中国传统士人难能可贵的坚韧性格,让他们即便遭逢乱世,却依然保持着对文化传统、对国家、对亲人一以贯之的赤子情怀。正是这群平凡的士人,在艰难困厄的颠簸生活中,依凭着承续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才让中华文化虽历尽磨难依然生生不息。

 

词学文献的辑佚、编纂与整理

 

唐圭璋的中青年时代遭逢中国千年未有之危局,面对“国破山河在”的时局,唐圭璋告别故乡,告别亡妻,告别娇儿,化悲痛为力量,毅然投身于文化救国的征程中。唐圭璋以羸弱的身躯,接过前辈大师朱孝臧、吴梅等人的词学衣钵,凭借一人之力,搜罗历代宋词丛编、别集、选本,以及笔记、史传、小说等各种文献,对宋词及词话文献进行巨细靡遗的搜集编纂,最终成就了《全宋词》《全金元词》《词话丛编》等煌煌巨著。

早在抗战爆发前夕,唐圭璋就在吴梅的指引下,先后完成了《宋词三百首笺》《南唐二主词汇笺》等基础性笺注工作,为词学教学、研究、推广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吴梅称赞《宋词三百首笺》“为后学辨泾渭,示门户”,直至今日,唐圭璋的《宋词三百首笺》注本,依然为最重要的学词入门读物。为了编纂《全宋词》,唐圭璋在课余时间潜心浸泡在东南大学图书馆,常常是“午夜方眠,黎明即起”,甚至通宵达旦。在馆长柳诒徵的悉心指导下,唐圭璋查阅了国学图书馆所藏的丁丙八千卷楼善本词书,同时还广泛阅读《永乐大典》《全芳备祖》《翰墨大全》《四库全书》等典籍。为了能对宋词一网打尽,唐圭璋还向日本的有关词学家网罗征集词学资料。编纂这样一部前人无法完成的断代词全集,必然要面临诸多难题,如断代问题、真伪问题、作家生平问题、作品权属问题,等等。唐圭璋为此专门撰写了《宋词互见考》《两宋词人时代先后考》《宋词版本考》《两宋词人占籍考》等论文,从理论层面解决了词篇、词人、版本等的鉴别认定工作,为整理出《全宋词》的编纂做好了资料、文献、理论方法等全方位的准备工作。唐圭璋探索并总结出的词籍文献辑佚整理的理论方法,奠定了词学文献学的学理基础。

1937年,在国内形势岌岌可危的时局下,唐圭璋终于编纂完成《全宋词》初稿。恩师吴梅对唐圭璋编纂《全宋词》的壮举感佩不已,评赞云“唐子之作,可谓为人所不敢为矣”,对《全宋词》的词史意义予以高度评价。新中国成立后,在王仲闻、孔凡礼等人的襄助下,唐圭璋又对《全宋词》开展全面的修订工作,数次再版。《全宋词》共计辑两宋词人1400余家,词作2万余首,引用书目达530余种,“在词学发展史上竖起了一块丰碑,代表了当代词籍辑集校勘之学的最高成就”。唐圭璋在完成《全宋词》之后又开始纂集《全金元词》,先后校录词人282家,词作7300多首。唐圭璋凭借一人之力,于浩瀚繁芜的文献资料中,搜罗辑佚出宋金元时期几近完备的词集文献,于动乱时局中完成了文化救亡的使命,恰如恩师吴梅所评价,“嗟乎唐生,可以不朽矣”。

词学研究俨然是当代之一大显学。任何形式的文学研究,既离不开文学作品,也离不开文学批评理论。词学研究热潮的兴起自然与唐圭璋编纂《全宋词》密不可分,同时,也与他编纂出版的词学批评文献集成《词话丛编》不无关系。1934年,唐圭璋辑印了《词话丛编》60种,1949年以后,增补宋代至近代词人词话25种,总计收录历代词话85种,并由中华书局多次刊印。所谓“词话”,乃考订词人生平仕履、评述词作本事艺文、记载词籍版本题识等方面的专门著述,记录了历代词论家的心得感悟,承载着词体演变的艰难历程,实为古代词学品评鉴赏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历代词话,不但内容丰富多彩,而且形式灵活多样,有的混迹于诗话、笔记、杂著、随笔中,有些是来自词籍、词选之点评。故而搜集整理历代词话资料,是一项颇费精力的浩大工程。唐圭璋秉持文化救亡的艰巨使命,终以一己之力编纂完成《词话丛编》的鸿篇巨制,“填补了我国词学批评史上的空白,又为词坛增添了一个新的坐标”。吴梅盛赞云,“圭璋此书,洵词林之巨制,艺苑之功臣矣”。《词话丛编》的编纂出版奠定了厚实的词学批评理论基础,与《全宋词》一道,成为古典词学研究最为重要的“双峰”。

唐圭璋在编纂历代词话的过程中,结合自己的认知体会,辩证吸收了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精华,重新认识词体的内涵,并以此作为指导《梦桐词》创作的理论武器,实现了词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统一。唐圭璋在毕生的词学实践中,形成了将个人身世境遇、词学文献整理、词学理论辩证、词体创作实践等相结合的自觉意识,开创了古典词学研究的现代范式。

 

民盟精神与士人情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儒张载的名言激励着一代代儒林士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意识。唐圭璋对于儒家修为的崇高境界自然也是心向往之,他自觉履行士人使命,并以最切近自己的方式“为往圣继绝学”。他整理出版《全宋词》《全金元词》《词话丛编》,精益求精,如琢如磨,散轶近千年的词学文献从此得以定稿。唐圭璋的事功追求正是传统士人文化情怀的延续,也是晚近以来中国文化人共同的精神归宿,同时也是民盟精神的重要内涵与组成部分。

1955年,唐圭璋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唐圭璋生性温婉深厚,内敛而沉静,谦逊自律又平易近人,一生素有“菩萨”之称。他平淡而不平凡的人生完全与民盟精神内涵相契合,并有着时代共性与典型性,这正是“立盟为公,以天下为己任;正直正派、学有专长、甘于奉献;修德守身、淡泊名利、自尊自强”的民盟精神的当代映现。198511月,在“唐圭璋先生从事教育工作65周年暨85岁寿辰庆祝会”上,时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的匡亚明先生,用古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来概括唐圭璋一生的成就,用“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三达德”来衡量他的精神境界,这是对“士人”唐圭璋作出的最高评价。

“圭璋其人,学问不易及,人品不可及”,这是时人对唐圭璋高洁人品的赞许,也是“修德守身”的民盟精神的底色。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知人论世的道德评价,而夫妻之情谊更乃真性情之自然流露。唐圭璋虽与爱妻只共同生活了13年,但他却终身眷念这份爱情,未再续娶,还时常到亡妻的坟前默坐追思,有时索性带上几个馒头或烧饼,几本书,一支箫,一呆就是一天。他还写下大量的悼亡词,追忆与妻子在一起的幸福时光,词作情深意浓,夏承焘比之为贺铸,程千帆则比之为纳兰性德,无不对其词作推崇备至,同时也是对唐圭璋“修德守身”的道德赞许。

唐圭璋艰苦卓绝而奋斗不息的生命历程,生动诠释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民盟精神。他在《梦桐词•自序》中写道:“余幼年失父母,中年丧偶,晚复悼长女,自念平生忧患,独我何多!外敌窥宁,万户奔亡。我亦孤身漂泊成渝,备尝艰辛。思念家园梧桐,更觉凄零,破国亡家之痛,时寄于词。”唐圭璋亲身经历了20世纪中国的世纪沧桑,风雨飘摇中一路走来,虽然历尽内忧外患之厄运,妻亡子散之深悲,这些磨难并没有让他泯灭斗志苟且偷生,相反,他却凭借着坚毅的品质,将对亲人、朋友与师长的感恩之情,转化为从事中国古典词学整理与研究的不竭动力。正是有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促使唐圭璋从一己之悲欢离合中走出来,他以羸弱之躯一手提挈着年幼的女儿,一手擎起了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旗帜。唐圭璋以抢救、保护、传承古典词学为毕生职志,虽至暮年,犹壮心不已,捍卫着民族文化遗产的壮丽河山。

唐圭璋在当代词学领域的卓越贡献,可谓衣被后世,非一代也。在民盟先贤中,像唐圭璋这样既精通传统文化又视野宏通的学者还有很多。他们出于对民族文化的深沉关切,一生甘坐冷板凳,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同时还能以开放的学术眼光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唐圭璋宁静而致远的平凡人生,极平淡又极绚烂,满怀忧患又坚韧担当,堪称当代词学界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

 

梁漱溟的忠恕之道

 

民盟上海市静安区委副秘书长  商志刚

 

被世人公认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的梁漱溟毕生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为己任,他坚信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互以对方为重”的社会,而忠恕之道则是儒家传统伦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处理人际关系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梁漱溟是新儒家的开山者,毕生研究并践行新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坚定而有成的继承者、捍卫者和发扬者,他给两个儿子起名“培宽”和“培恕”,即有力行“忠恕之道”之意。不管是学术思想上的由佛入儒,还是社会生活中的治学或从政,他一直秉持着自己的忠恕之道而求索操劳。

 

对忠恕之道的知行合一

 

梁漱溟是一位克己修身、乐善好施、为国为民而求仁求真的知识分子。如果说追求理想是一种“欲”的话,他无疑是一个有着强烈欲望的人。正如他所说,他思考最多的一是中国的问题,二是人生的问题,前者求其实际的解决,后者求其在思想上的解决,这是他最欲解决好的两个问题。

对积极金律的理解与践行

对传统文化的立与达。梁漱溟出佛入儒、融会贯通始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他昂然高擎孔家大纛,重释孔子人生精义,使其与现代生活相衔接。他力图打破全盘西化的甚嚣尘上,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补救新文化运动的种种偏失。他仰慕中国古人讲学之风,向往师生之间不分彼此、同学共进、教学相长的生活,为此他提出“再创中国古人讲学之风与近代社会运动结合为一”的主张。在办学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与学生同吃同住、同思同修,以朝会活动、演讲等实现了他的心愿。梁漱溟长于书法,他说写字作书时要朴拙、要恭敬、要廓然坦荡。他好京剧,并不惮在公开场合表演。他对传统武术颇有心得,通过将武术与西方拳术进行比较分析,指出中国武术于习练者健康之助益。

对乡村建设的立与达。梁漱溟主张并实践的乡村建设是要为中国社会寻找一条出路,其目的绝非仅限于解决农村问题。除了希望能保存优秀的传统文化外,他还希望引导农民改变家庭家族式的生活方式,形成团体生活的习惯,培养投票选举等民主意识。同时他还注意引进科学技术,介绍先进的生产方法、农业技术、卫生知识等,以改变生产生活上的落后状态。为培养团体生活的习惯,他组建了涉及贷款、配种、销售等各种合作社,通过共同的生产活动让农民参与到合作中来,利益均沾,做到共同关注、共同参与,通过投票作出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决策。对此,梁漱溟总结了八个字“科学技术,团体组织”,于今看来,也是符合民心与国情的。

对政治与社会工作的立与达。梁漱溟或者通过所担任的行政和社会职务直接参政,或者通过著书立说在报刊上发表见解,尽己所能以杀身成仁之果敢,切实推进忠恕之道。这份果敢是以争取民主民权和为民请命为主线的,无论是自1911年他担任同盟会京津支部机关报《民国报》编辑兼记者,还是1916年任南北统一内阁司法总长秘书,抑或是抗日战争期间担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以及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他都在高呼力争民主自由。新中国成立后,他又长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是进亦忧,退亦忧”,积极为民请命,为国尽忠。

对师友亲朋的立与达。儒家重视人伦,看重人与人之间在家法、族规和伦理道德之下各尽其职、各安其位的相处之道。梁漱溟对此有着精准的认识,他将其定义并描述为“伦理社会”。他一直认为中国人互以对方为重,如他在接受美国学者艾恺采访时说:“中国文化的特色就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它把家庭关系推广用到家庭以外,比如说他管老师叫师父,管同学叫师兄弟,如此之类,它总是把家庭那种彼此亲密的味道,应用到社会上去,好像把那个离得远的人也要拉近,把外边的人归到里头来,它是互以对方为重。”对于家庭成员的相处之道,他说:“中国文化原是起于家庭,老话嘛就是孝悌,或者说是父慈子孝,或者说四个字,四个字是什么呢?它就是孝悌慈和……”他认为这就是“中国文化复兴”。对于亲师取友他一以贯之,即使是面对道不同者,他也无怨无艾。

对消极金律的理解与实践

不喜武力与暴力,反对强权与战争。梁漱溟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说:“中国是尚和平的民族,最宽容而有理性,斗争非所屑,以斗争教中国人,是悖乎其精神之大者。”对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梁漱溟坚持己见并努力实践,他注重仁道,反对西方的“欲望本位的文化”,主张人为主体,人支配物而非物支配人。他终生反对暴力和战争,毕生对和平建国报以极大的热情并积极奔走。投身乡村建设时,他主张以理性代武力,虽然他明知改造社会离不开权力,离不开枪杆子,但他主张用教育的方法启发人们的自觉意识,这才是最合乎人道的,也是乡村建设的重要课题。他理想中的社会组织以伦理情谊为本原,以人生向上为目的,是情谊化的组织。

力行改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顽疾。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消极的一面,表现为物质生产力发展长期停滞、缺少科学与团体精神。这方面他和胡适、陈独秀、吴虞等新派人物的看法也有相似性,但他不是听之任之。在《中国文化要义》等著作里,他将儒家文化中自己无法认同的“不欲”之处称为“五大病”,希望通过努力,使这些问题能被世人知晓并改进。

不认同在中国实施宪政。执教北大以后,梁漱溟认为简单搬用欧美国家政治制度,不合乎中国国情,其实际成效值得怀疑。在他看来,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长年战乱,国家破坏多、建设少、进步小,而且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下,中国已形成自己的伦理本位特点,不宜于采取英美式的议会民主政治,而是需要一个全国性的政权,“确定一个方针路线,几十年的稳定的局面贯彻去搞,去建设”。

 

践行忠恕之道的原因

 

家庭影响

梁漱溟的曾祖、祖父、父亲三代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外祖父亦是进士。父亲梁济极重忠恕之道,他主张维新求变,急公好义,并经常以开明的态度支持梁漱溟对时事和生活的见解,对其思想和做人影响尤深。受父亲和父执彭仲诒等亲长影响,梁漱溟爱看《三名臣书牍》和《三星使书牍》。曾国藩的士大夫气节、胡林翼的侠气热肠、郭嵩焘不与流俗同污的精神等影响了他一生。他以先贤为师,因公忘私,长期为国家计而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两子培宽、培恕很小就因他无暇照顾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师友影响

梁漱溟素来重亲师取友之古训,他所交的师友也多志趣相投,重情谊、尚义理,不追名求利、少世俗心理,关心国家前途,安于清贫生活。蔡元培在多方面极大地影响了梁漱溟。蔡元培不但学贯中西,更是道德楷模,他兼容并蓄的精神,特别是执掌北大期间既支持新派又支持旧派的胸怀,陶造了梁漱溟廓然大公的气质。梁漱溟就读于顺天中学堂时,与郭人麟(也作仁林)为同窗,他说:“恰遇郭君,天资绝高,思想超脱,虽年不过十八九而学问几如老宿。”对于这位同学,他“崇拜之极,尊之为郭师”。

与知行观有关

梁漱溟一直说自己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这是儒家格物致知和好学善思的优良传统使然。他的思考有明确的方向和目的,即在思考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同时他善于在思考中内省自修,提高自身修养。他一直认为孔子的言行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思考,他认为“四书五经”无需背得烂熟,重要的是将儒家的真精神用于自身,用于人类社会。19861月,梁漱溟在中国文化书院开办的第二届讲习班上说:“我不是一个书生,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家、理论家,我是一个实行家、实干家。我是一个要实践的人,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

 

梁漱溟忠恕之道的启示

 

梁漱溟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他的一生始终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他传承与发扬孔子的真精神,他的高尚情操更为世人树立了道德标杆。

 自强不息、坚持不懈的自律精神

梁漱溟一生高度自律,他长期致力于世界文化比较研究工作,并不因国难期间颠沛流离或政治运动而中废,即使逢年过节也笔耕不辍。人近中年,他发愿要写一部集其思想之大成的著作,从1947年到逝世前,他一直在努力,最终这本名叫《人心与人性》的书于1985年出版,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他的自律中有一种自强不息的向上心,这种向上心使他一生保持正大刚强之气。

民国时期,他长年坚持与学生们做早课,或默想用功,或授业解惑。1957年,年逾六旬的他为跟上国内外形势,抓紧时间学习马列主义,每天晚上坚持收听俄语广播节目自学俄语,如因故错过,第二天早上必听重播。他为人朴素,衣食住行均无要求,临终前家中保姆亦为其没有一套体面的外套而慨叹难过。他的康健高寿与他的自律不无关系,即始终保持儒家“乐”观的心态,少食多动,不茹荤腥,且早晚必活动身体数次。忠恕之道是一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原则,这与西方文化强调的“道德是人类精神的自律”是相通的。

厚德载物、反躬自省的宽容精神

梁漱溟是一位强调反求诸己、注重慎独的学者,遇到挫折时从不责怪他人,总是积极地自我反省,从自己身上找出问题的症结,并努力加以改正。他不但自己做到,也希望他人如此。论及宽宏大量,他向来令人敬佩,对待持不同见解甚至恶言攻击者,他一向持宽容的态度,坚持和而不同,并推崇佛家的“无对”,强调联合、合作、和谐,反对因阶级矛盾而对立斗争的“有对”。

梁漱溟大气谦和,他自撰座右铭“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对于在“五四”时期对自己学术见解有过攻击和嘲讽的胡适、陈独秀等人,他一直没有抱怨,他对开出新潮流的人物是激赏的,“天下肯干的人都是好朋友”。当然,这种宽容精神不是没有原则。梁漱溟认为,人有过失而对其予以规劝、责备是对人忠的表现,忠和恕是一体的,不能离忠而言恕。

不舍众生、民胞物与的博爱精神

忠恕之道的本义是人与人应该以己度人、推己及人。忠恕之道蕴含平等、博爱精神。梁漱溟对清初戴震的“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认同的,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造就一个合理的社会,达到道德的盛世。他一生也在为建立一个平等博爱的世界而努力。他常说“深心即悲悯”,又说悲悯是一切之本。年轻时看到人力车夫受伤倒地,他难过得流泪。1928年好友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后,他不顾自身安危,第一时间奔赴李大钊就义现场,妥善地安排了后事。晚年时,他向年轻人说佛门最重要的事就是发悲愿以渡世人。 

铁肩道义、特立独行的知行合一

会通佛儒的梁漱溟思想接近佛学,生活接近儒家。他对愿以己力渡尽天下人和儒家倡导的君子舍生取义的理念是高度认同的。他有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新文化运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呐喊声中,他挺身而出维护孔子,这种气魄与胆量正是来自他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感和良知。他在20世纪30年代题写了发愿对联“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为此,他团结各界有识之士,为富国强民而奋斗。他执教北大,投身乡村建设,又创办《光明报》宣扬民主。抗战初期,他深入华北敌后游击区了解抗战情况,在战火中面临生死考验,但丝毫未打消他的信念。他总说自己的生命就寄于责任一念。

忠恕之道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早已内化为当代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在中国2000多年的宗法家族社会中,忠恕之道是家族与家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寻求共同价值源泉的重要方法。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忠恕之道也日渐成为人与人之间建构共同价值规范的基础。放眼全球,在多元化文明的对话中,儒家的忠恕之道可以成为东西方文明之间求同存异、共建全球共同体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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